與嶺南漢民社會的蛇崇拜文化一樣，東南江、浙、閩的“漢民”社會中也存在十分豐富的蛇圖騰“文化殘余”。

　　在江南地區(qū)，崇蛇文化可以明確地分成兩種不同的形態(tài)，第一類是具有底層特征的原初意義上的蛇神崇拜，第二類是漢越文化融合背景下被“文化改造”的蛇神故事。作為歷史文化底層特征的蛇神崇拜，反映在十分興盛的蛇神崇拜上，迄今江南各地的“蛇王廟”及蛇神偶像崇拜隨處可見，如南京太倉、蘇州婁門內(nèi)的蛇王廟，宜興城隍廟、太倉土地廟中的蛇神偶像崇拜，這些蛇神塑像或為蟠蛇形態(tài)，或為人首蛇身，或為蛇郎君手中握蛇，或蛇娘子佩蛇形發(fā)簪。各地把遇到蛇看成是吉利的好事，是祖宗回家或財神將到，于是舊時太倉、常州、宜興一代還常見“召蛇”或“請蠻家”的巫術，即在遇到天災人禍和巨大災難時，舉行儀式，請求蛇神“蠻家”保護，祭祀時使用人頭蛇身像和蛇形、蛇蛋形的食物。這些民間崇蛇習俗，基本上都是原汁原味的蛇圖騰文化。

　　江南地區(qū)家喻戶曉的“白蛇傳”故事就透露出了蛇被“文化改造”的歷史進程。漢話文本的白蛇故事出現(xiàn)于唐宋小說中，反映了漢民人文視野下“南蠻蛇種”被誣蔑為“妖”的文化境遇，此時的“白蛇”時以白衣女子現(xiàn)身、時又蛇形畢露，是專門掠殺男人的“蛇妖”。明清小說中的白蛇故事又被發(fā)展成為蛇妖的白娘子與徐公子的愛情遭遇，不管是“白娘子永鎮(zhèn)雷鋒塔”還是她最終被“改造”成“蛇面人心”好女子，進一步折射出漢民人文面臨“非我族類”的“南蠻蛇種”時民族心理上所暗藏的“文化改造”心態(tài)。因此，從文化史、民族史的角度觀察，唐宋、明清歷代的漢話文本下“蛇妖”白娘子故事的跌宕情節(jié)，反映了華南越、漢文化更迭過程中，“南蠻蛇種”面對“華夏文明”所遭遇的被征服的文化命運，華夏視野中的“南蠻蛇種”是壞的“妖孽”，需要被“改造”成符合華夏文化(倫理)的“好人”?？梢姡瑵h民時代“重新表述”的“白蛇傳”故事，折射出的是江南文化史底層的“蛇種”文化內(nèi)涵。

　　閩中地區(qū)也有類似江南兩類的崇蛇文化形態(tài)。漢唐以來，閩中的蛇崇拜未有中斷，蛇神廟、蛇王廟是常見的民間宮廟。福州城內(nèi)的閩越王廟，有蛇神偶像崇拜，據(jù)稱“王有二將，居左右，嘗化青紅二蛇，見香幾間以示靈顯，閩人有禱即應”。清代福州南臺、閩侯洋里仙洋村也有有較大規(guī)模的蛇王廟，供奉雕塑蛇像。此外，在閩西，長汀、連城也有許多蛇王廟，據(jù)清光緒《長汀縣志》卷二十六、二十七載，長汀府城西門外羅漢嶺有蛇王宮一座，廟中供有蛇王菩薩像。蛇王形似一僧人，手中執(zhí)有一蛇，該蛇神像現(xiàn)藏于廈門大學人類學博物館內(nèi)；該縣平原里溪邊，也有一座明正德年間建的“蛇騰寺”；在羅漢嶺的蛇王宮，人們甚至將民事糾紛、判斷是非等問題也訴請蛇神予以公斷(圖一四)。南平樟湖板鎮(zhèn)的蛇王廟保存了最完整的蛇圖騰習俗，從中可見閩地崇蛇文化內(nèi)涵的細節(jié)。據(jù)林蔚文先生的調(diào)查，該廟蛇神傳說為姓連的蟒蛇精，來自鄰縣古田，稱“連公”、“連公爺”，廟為“連公廟”，廟內(nèi)斗拱出檐處飾蛇首狀昂頭，廟內(nèi)供奉“連公蛇神”偶像，陳列道光十年鑄造鐵花瓶、鐵燭臺以及光緒年蓄蛇瓷甕，每年農(nóng)歷正月十七至十九的“游蛇燈”活動和農(nóng)歷七月初七的活蛇賽神活動是主要的崇蛇活動。蛇燈以色紙糊扎的巨型蛇頭、蛇尾及中間銜接長達幾里的燈板組成，每塊燈板長約2米，上置燈籠三盞，內(nèi)燃紅燭，幾百人組成的游行隊伍人手一板，銜接成長隊，代表了蛇的身軀，入夜時分繞鎮(zhèn)游行直至夜半。賽神活動初見與明代文獻記載，每年六月間，當?shù)孛癖娋屯獬霾蹲交钌撸瑢⒅唤o蛇王廟中的廟祝“蛇爸”，“蛇爸”將活蛇置于蓄蛇瓷甕中，至七月七日再分發(fā)給參加賽蛇神游行活動的男子，人手一蛇，人們或?qū)⑸呃p于頭上，或盤于腰上，活動后將活蛇放生于閩江水中，之后在蛇王廟前搭臺唱戲以酬神。除了立廟游蛇外，東南人民還崇尚蛇形裝飾，清人施鴻?！堕}雜記》說：“(福州農(nóng)婦)多帶銀簪，長五寸許，作蛇昂首之狀，插于髻，俗名蛇簪。……簪作蛇形，乃不忘其始之義。”彭光斗的《閩瑣記》記載福建婦女好將頭發(fā)盤成黑蛇蟠卷狀：“髻號盤蛇……乃見閩婦女綰發(fā)，左右盤繞，宛然首戴青蛇，鱗甲飛動，令人驚怖?！鄙咝窝b飾藝術，表明蛇神信仰在族群心理上的深刻烙印。

　　閩中各地流傳的多個“改造蛇妖”的傳說，恰如文化史上的“閩版白蛇傳”，是閩中蛇崇拜的另類形態(tài)。著名的“李寄斬蛇”傳說出自晉干寶《搜神記》卷十九，謂閩中庸嶺西北山中有一只長七八丈的大蟒蛇，民眾非常懼怕，漢晉朝廷的許多命官也都死在它手下，于是人們以祭拜求得免災。不過，蟒蛇托夢并傳令巫祝要吃十二三歲的少女，令官員無奈，每年八月都將少女送到蛇穴，先后被吃了九個少女。將樂縣李誕家養(yǎng)九女而無男，小女名寄，主動應募為蟒蛇祭品，到了八月，她就帶著狗懷揣短劍來到蟒蛇洞，她先將用蜜汁灌制的米糍糕放在洞口，吸引蟒蛇去吃，她則從后部斫將蟒蛇殺死。類似的還有宋洪邁《夷堅志》支戊卷三所記的“買女祭蛇”，說宋紹興二十九年，建州政和人借口納妾從莆田買到一女孩，買回后為其沐浴、抹香、穿著新衣，關在房里不敢碰觸，其實此人養(yǎng)了一條大蟒蛇，每天都要焚香跪拜，有一天他終于要將女孩祭蛇，他將蛇籠移到女孩的房間，黃昏時刻陳設祭品、祈禱蛇神，然后離開，大蟒蛇出來后，雖懼怕而不敢吃，然后就消失了。嘉靖《建陽縣志》記載，妙高峰下的橫山王廟為妖蛇所據(jù)，祭祀時必用童男女，否則將引發(fā)瘟疫，老百姓編造了薩法官以火燒王廟驅(qū)趕蛇妖。清道光《黃檗山志》引《晉安逸志》記載，唐僖宗時福清黃檗山大帽峰西北有一巨蟒作怪，鄉(xiāng)人劉孫禮妹妹劉三娘被巨蟒攝入洞內(nèi)為妻，劉孫禮得知后，十分憤怒，就外出學法，學成歸來時，其妹已與巨蟒生了十一個兒子。劉孫禮殺了巨蟒及八蛇子，當要砍到第九子時，劉三娘于心不忍，急忙跪下求饒，后來三個幸存的蛇子都皈依為蛇神，民間稱之為“九使”、“十使”、“十一使(婿)”，鄉(xiāng)民立廟奉祀，春秋獻祭。此外，漳州、平和民間還有“侍者公”傳說，大約一千多年前，漳州平和地方有一妖蛇長期危害民眾，唐會昌五年僧人楊義以法力制服妖蛇，蛇妖改邪歸正后成為楊義的隨從侍者并為民眾做了許多好事，成為民眾祭拜的“侍者公”神，這就是今閩南漳州地區(qū)眾多“侍者公廟”的由來。綜合而論，這些“改造蛇妖”的傳說有兩個共同特點，其一是，從將樂人“李寄斬蛇”、政和人“買女祭蛇”、建陽人“童男女祭蛇妖”、福清巨蟒霸占民女劉三娘到平和蛇妖危害民眾，故事中的蛇都是禍害人間的蛇妖、惡神；其二是，或被斬殺、或被驅(qū)趕、或改邪歸正皈依蛇神，所有這些蛇妖最終都得到了“應有”的下場或歸屬。如果就事論事地看待這些涉蛇傳說，其實是很難理解其蘊含的真實的文化史訊息的。但如果從民族史上去觀察，則不難發(fā)現(xiàn)，上述兩個文化史特征都是基于漢民人文的視野，傳說中的這些蛇之所以“惡”、“妖”，之所以要被斬殺或要“改邪歸正”，都是基于華夏文明“應有”的立場和價值觀。因此，這些涉蛇傳說同樣透露出東南“南蠻蛇種”在漢民時代所遭遇的痛苦的“文化改造”過程，是土著崇蛇傳說在漢民時代的“重新表述”。

　　總之，當代東南“漢民”社會保存著大量蛇崇拜文化，既有蛇神、蛇王崇拜的原初形態(tài)，更有大量“改造蛇妖”的傳說故事，兩類不同的形態(tài)與內(nèi)涵反映了土著文化在漢越文化融合過程中的不同結果，前者是史前上古土著“南蠻蛇種”圖騰文化的直接傳承和頑強的積淀，后者則是在漢文化強勢氛圍下遭遇的崇蛇故事的“重新表述”，是土著人文被“文化改造”后異化的崇蛇文化。被“改造”后的“新蛇神”具有的“改邪歸正”、“從善如流”、“蛇面人心”已為漢民社會所接受，經(jīng)歷了痛苦的被“鎮(zhèn)壓”、“改造”的歷程，是“南蠻蛇種”土著的文化傷痛。據(jù)說，電影《白蛇傳》要在閩侯縣上街鄉(xiāng)后山村放映時，受到了迄今仍崇拜蛇神的村民的強烈反對而被迫取消，這一事例十分生動地反映了漢、越兩種社會文化背景在蛇圖騰現(xiàn)象上的激烈沖突。　　(來源：《南方文物》2010年2期第89～102頁/作者：吳春明 王櫻)